作为“一级可能感染者”，我在意大利被隔离的14天-古睿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文/古睿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趋势似乎在不断加强。前往意大利特伦托开展为期半年交换学习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大三学生古睿亲身感受到了这份紧张感。

截至当地时间2月24日中午，意大利共有219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5人因此死亡。而早在1月31日，意大利卫生部门通报称，两名新冠肺炎确诊中国旅客正在罗马接受隔离治疗，从当日起，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计划将持续六个月。

古睿无疑是“幸运”的，如果航班晚几天，她可能无法入境。但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在异乡为期14天的隔离生活。隔离期结束，正常上课不过10天，接下来她要面临的，却又是尚未确定期限的停课。

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在因疫情而紧张的异国他乡，古睿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互动？以下是她的自述。

突如其来的异乡隔离

1月30日，我和同期前往意大利交换的同学驱车前往白云机场，路上就被测了三次体温。同时，出境需要进行健康申报，填申报卡的地方也排着长队，好在没有耽误起飞时间。飞机上，从乘客到机组人员，无一例外地全都带着口罩。这一平时十分罕见的景象，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似乎再正常不过了。

米兰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左右，飞机着陆。傍晚，在米兰开往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的火车上，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确诊两例新型肺炎的新闻，并得知，意大利将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我和小伙伴暗自庆幸，幸好及时飞到了米兰，不然可能无法入境。

谁料想，屁股还没坐热，我的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一封、两封、三封邮件，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微信也跳出了近十条消息。我这才知道，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意味着我作为“一级可能感染者”，要马上进行14天的隔离。

（在火车上，我们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

下了火车，我们在站台等候接应的工作人员。不一会，一位身着夹克的男士朝我们走来，并带我们坐上了一辆来自意大利当地卫生局小车，车身红黄相间。有趣的是，开车的卫生局工作人员本来没带手套，在为我们搬行李时，他却突然掏出手套，戴上口罩。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哈，山上的隔离条件确实没有那么好。”一个意大利中国留学生群的群主这样提醒我。事实确实如此，隔离房间空空如也，只有寒酸的两张折叠床。

（隔离房间的折叠床）

在当地卫生局和红十字会人员的帮助下，我们收整好床铺，置办了被子、枕头、毯子、床单等用品。红十字的人向我们保证，桌子、椅子、垃圾桶等各种物资很快就会送过来，一日三餐也会由他们按时提供。有了这样的承诺，我们才安心地度过了在意大利的第一个夜晚。

（意大利当局提供的伙食，看起来还不错，但并不太符合我们的胃口）

一次不甚愉快的被采访经历

第二天早上，一个粗犷的男声把我从梦中叫醒，我披了一件羽绒服从房里探出头，两个记者模样的男士站在我们的房间外面，带着浓厚的口音，用英语艰难地问我们能不能拍照和采访。

姓名、专业、年龄、来意目的、是否自愿隔离等等，这些信息我们都“来者不拒”，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诉记者，并在最后留下了合影。我们本来想着，这是一次消除意大利对中国人及新型肺炎病毒刻板印象的好机会，让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都是健康的，是为了消除当地人的恐慌才自愿隔离的。

但在得知我们接受了采访后，微信群里的小伙伴提醒我们，照片千万不要露脸，不然可能遭遇他人的歧视。他们发来了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英国等地被辱骂和殴打的帖子。我们马上就慌了，急急忙忙下楼想要让刚刚的记者删掉我们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刚走到一楼，各种闪光灯便劈向我们打来——原来我们的楼下已经围了很多记者，一看到我们出来，他们便扛起单反和摄像机开始拍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躲，像乌龟一样钻回了楼道里，大眼瞪小眼，异国他乡，语言不通，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反应是委屈，作为五个健健康康、身体倍儿棒、一顿可以吃两碗饭的中国人，到意大利求学时竟然连个楼都不敢踏出一步。

（采访我们的两名记者）

出于善意接受采访的我们面对毫无预告的闪光灯和层层围住的记者，不免感觉到有些被冒犯，似乎被当作了什么稀奇动物，或者一条大新闻。仿佛我们不止身体被隔离，精神和心灵也被隔离了。

但是没办法，由于露出正脸的照片还是在那个记者手里，我们只得躲避着闪光灯走出门，带着口罩，去和他沟通。我的英语、口才都不错，也是一名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但在当时的情景下，我们无法得知最后的报道将会如何呈现。面对我和朋友的质疑，对方表示，意大利政府允许记者拍照，“well, I’m a journalist so…… that’s what I do.（我是记者……这就是我的工作）”

走回房间的路上，我们五个人也逐渐平静下了心情。说实话，我们能理解意大利人对中国人和疫情消息的好奇。他们有知情权，我们也非常乐意将所感所看一一分享，但在这个身处异乡的特殊时期，双方语言不通，一点点小误会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意大利当地媒体对我们的报道）

我们打电话给大使馆、红十字会以及当地的华人联盟反映情况。之后，红十字会每天都会派1-2人守在楼外，防止我们被打扰。

隔离并没有带走爱

除了前两天过的比较漫长和难过，我们后面的隔离日子还是蛮开心的。屋子装上了暖气，五个人的小脸在零度的欧洲都被烘得热乎乎的。大学的华人学联送来了扑克牌和零食，甚至有卫龙辣条和火鸡面！

（一起被隔离的我们）

我们几个中国人每天就聊聊天、打打牌、看看电影、烤烤暖气。由于实在有点吃不惯这里的食物，我们就拿起小锅“自力更生”。送来的炒饭又干又冷又硬，我们就重新加热，还加了鸡蛋和老干妈。我们还用火锅底料、方便面和他们送来的又冷又生的蔬菜沙拉做了炒面。虽然现在翻出照片，看起来甚是寒酸，但是在当时，我们每个人吃得真的非常幸福，一点老干妈的味道，就是中国菜的味道。

（自己做的炒面）

在微信群里，我们开玩笑地称意大利对中国的态度实在称不上不友善，而且记者在楼下的蹲点，也让我们对这群西方人产生了些许的负面情绪。我十分担心，出去后重返校园，同学们会不敢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不敢和我说话，甚至辱骂我……因为我知道，人与人之间的恐惧，是相互的。

但结果证明，事实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在隔离的某一天，我们发现大楼的门上挂着一个红色的袋子，上面用英语写着：“For Zhongguoren（中国人）Friends！”打开一看，是一本图画书，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些颜色笔。应该是某个可爱的意大利人，怕我们被隔离无聊，送上来一本图画书，让我们涂涂色解解闷。

（当地人送来的小礼物）

是啊，隔离，听起来确实是很冰冷两个字。但回想起来，我们提出的要求，意方都尽量满足，用的、喝的、吃的、玩的，大部分都能提供。更别说这位可爱的意大利人，素未谋面，从不相识，却把楼里的我们当作TA的朋友。

隔离结束后，我们脑子里所有的担忧，也都烟消云散。正常上课，正常交谈，师生之间会以非常平等和尊重的姿态来共同探讨新型冠状病毒。在一门叫Academic Skills for Economics的课上，我们被安排阅读一篇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文章，主要内容为中国疫情如何影响世界经济。

在读之前，教授让我们每个人都讲讲对病毒的看法。俄罗斯女生Dara认为，全球可能没有另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能在短时间内建好医院，利用各种封锁措施来控制病毒。Lan来自越南，他没有觉得中国的封锁令有何不妥，他指出，越南的疫情也很严重，学校停止上课、工厂暂停开业，必要的封锁是非常应该的。中国男生Deng则表示，他在这场紧急大型事件中，感受到中国政府也在不断进步，应对逐渐变得更加积极。

讨论的过程自由、理性，大家互相尊重、畅所欲言，其中有严肃的表达，也有俏皮的玩笑话，但我没有感到冒犯和歧视。我意识到，疫情已经不再只是中国的事情，而成为了一个大型的国际议题。我们这些留学生，就是一个个世界公民，在与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交换、输送着不同的观点。

或许有些不自量力，但很多时候，我确实觉得，作为中国人，需要认真倾听来自世界的各种公正或者不公正的看法，之后要用理性和平静的话语，尽可能地解释与说明情况，以消除对方的刻板印象与误解，这种想法和行为好像已经成为我们不由自主就背负起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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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刚过年到离开家的这段时间，我们激情地在微博、朋友圈发表各种情绪和言论，有批评、哭泣和无奈，同时也有感动、敬佩和担忧。虽然身在国外，但我们每天都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在微信上一遍遍嘱咐爸妈要佩戴口罩。

不管走到哪，我们都是中国人，偶尔听到别人提及Coronavirus，我都会打一激灵，可能这就是疫情下的中国留学生吧，敏感、担心，但始终关心祖国。

本文来自中山大学谷河传媒公众号“布谷岛”

编辑：王颖陈子阳

审核：刘颂杰

终审：黄毅

（本文作者古睿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7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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